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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诚笑了一笑，先在话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奴婢原是陕西人，未曾亲历我朝漕粮转运，不过奴婢在内书堂时，尝听翰林说起前元旧事。”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前元故事而观，以海运替漕运，实在恐非易事。”
朱翊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高瞻远瞩。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虽然二人都是农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种人，所以他从来不指责妥欢帖木儿强征民工开凿河道。
因为他知道他会当皇帝，他当了皇帝也一样会凿河道，即使他不凿，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像妥欢帖木儿那时一样去征民工、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归起兵，挖统治阶级墙角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
所以后来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没觉得有甚么不对。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实诚得有些“愚”了。
像“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种空话，说了也就说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宋”、哪个是“真龙”。
李自成倒好，一张口就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一“不纳粮”，直接就把统治阶级的根子给挖了，百姓不纳粮怎么去供他一个农民皇帝？
就像后世民国政府给溥仪以“优待条件”逊位，一个是欺君，一个是欺民，都是败史。
都是先造了一个大局面，教人盼着它败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断芭蕉，真成了势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义。
农民打天下和农民起义当然是不同的。
打来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换了另一家另一姓，这换上去的那一家便尽可以奚落前者，借鉴前者，把前者的难处时不时地拿出来评判评判。
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内核，可一样的事情换到了他人头上，评判起来就不算丢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钧道，
“好，蒙元故事总有警醒之用，你且说便是。”
张诚笑了笑，开口即道，
“据奴婢听闻，其实昔年忽必烈在时，即有丞相伯颜上呈开通胶莱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产，只有南粮北调，才可维持元大都城中一应开支。”
“而蒙元时，黄河数次改道，多股支流并入一支汇入淮河，洪灾泛滥，黄河下游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会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坏力严重。”
“依理而言，伯颜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应击节叫好，无有不应，可胶莱河海运之议，终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说胶莱河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倘或开工建设运河，必然要由山东地方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而仅以山东一省之力，于如此规模的工程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当时就任山东的蒙元官员频频推搪塞责，以致胶莱河迟迟不得动工。”
“似此这番说法，皇爷以为如何？”
张诚说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钧知道他借古讽今不敢直言的意思，于是接口道，
“这番说法极为荒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抢掠不断，连把中原耕地全部变为牧场的法子都想得出来，他们如何会格外顾惜山东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为了维持漕运，财政入不敷出，能够提供的拨款甚为有限，但就算要山东地方自筹，那也无可厚非。”
“倘或胶莱河建成，山东运河沿岸必定商贸繁荣，商贸一旦繁荣，山东官员自然有的是办法充盈地方财政，如何会因顾惜民力而反对开凿海运河道呢？”
“依朕看来，定是因为蒙元时，各省各路均设‘达鲁花赤’为掌印要员，具有定策大权，其职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
“外夷目光短浅，不知海运可兴商利，又怕揽事上身，自然只是推说顾惜民力，以求早日升迁罢了。”
张诚笑着应道，
“皇爷说得是一样，不过依奴婢看来，达鲁花赤这般推搪，也是顾虑甚深。”
“依蒙元之国力，新河从开凿，到建成，到沿岸繁荣，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财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时间，长则要达十数年，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
“皇爷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乱不堪，忽必烈在位时，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
“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
“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后来者一事无成，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这还算是幸运的。”
“倘或朝中两派斗法凶狠起来，有人为对付伯颜在胶莱河上生事，又栽赃到前任山东达鲁花赤头上，那此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朱翊钧沉默片刻，道，
“说来说去，无非是因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员尽皆胆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还在，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颜之提议。”
张诚笑着摇了下头，道，
“皇爷，可不能这么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
朱翊钧道，
“哦？怎么个不在行啊？”
张诚道，
“蒙古人进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样当了地主、豪强，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还不可收拾。”
“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
“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成天只会享乐，奢靡成风，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把持地方漕运。”
“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
“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
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不禁追问道，
“这却是奇了，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
张诚回道，
“皇爷或许有所不知，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一是海关税侩，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
“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
“据奴婢所知，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加上所谓的“浮耗”，途径的八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
“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
“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费，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来，漕运关乎的是国计，而在蒙古官吏、豪强看来，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钧道，
“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
张诚点头道，
“贾鲁并非无能，只是治河一事，从来牵扯甚广，据说蒙元时，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
“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
“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大部分都被河运官员中饱私囊。”
“这些官员得了好处，又可以拿着从漕运中赚到的银钱去四处贿赂，打点升迁，滥邀官职。”
“这些官吏为从中渔利，甚至不惜抬高运河水位，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昔年红巾军起兵于贾鲁治水之时，则足可见蒙元漕运之乱象。”
朱翊钧终于明白了为甚么黄河从元朝治到了清朝，整整治了七百多年还没治好。
漕运利益集团如此之大，牵涉官员范围如此之广，难怪即使是当年斗倒了高拱、风光位列首辅的张居正，也不敢与漕运集团正面交锋。
“确实如此。”
朱翊钧缓缓道，
“漕运之事如此棘手，想来忽必烈也是束手无策罢。”
张诚应道，
“纵使是蒙古人，也只有费心治、慢慢治，才能让黄河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朱翊钧反问道，
“那最后蒙元的黄河好起来了吗？”
张诚笑了笑，避重就轻地回道，
“皇爷有潘季驯这样的能臣，在治水一事上，一定胜过蒙元百倍。”
朱翊钧低头沉默几许，忽然扬唇笑道，
“张居正也未曾胜过当年的妥欢帖木儿，蒙古人当然不会杀蒙古人，朕可不能单指望张党来做事。”
张诚心下一紧，
“那皇爷的意思是……”
朱翊钧笑道，
“我朝有漕军与长运法，于漕运上本就胜于蒙元，漕司领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相准，这些漕军要是能派上用场，朕又何须另求人手来开凿海运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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