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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者朱翊钧反对漕运而支持海运的原因相当简单。
因为大运河的开凿本身就违背自然规律，而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形下，朝廷维持漕运的成本极大。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等大河无不是自西向东发源于崇山峻岭，并最终汇入海洋。
而京杭大运河从杭州至北京则是南北走向，横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跨越山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形。
不仅南北落差大，而且部分河道如会通河段就存在严重的水源不足问题。
此外，会通河段还涉及将山东境内的数条河流一并汇入的问题，因此过洪过闸时经常需要人力拉纤，船夫水手无不深受其苦，出入关闸还经常有船只倾覆，动辄人船俱毁。
如果运河水位过高，修筑运河沿岸堤坝的费用可高达千万两，且河道狭窄仅能供单向行船，也增加了运输的成本。
且大运河本身在每年都有严格的过洪过闸期限，必须严格遵循，否则夏季汛期和冬季的冰冻期都会导致河道受阻无法通航。
而这些所有有形、无形的成本无疑都将转嫁到百姓身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所以无论后世如何称赞大运河的伟大、如何称赞下令凿修大运河的君王，在朱翊钧眼里，漕运仍然是用百姓的血泪堆积而成的一种暴政。
朱翊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他成了皇帝，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去赞美那一种“牺牲平民的伟大”。
即便这伟大是多么得巍峨壮丽，多么得千古流芳，朱翊钧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尧舜。
何况漕运本就无关尧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来实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为扫平残余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元顺帝的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必须保存海路以作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至永乐十三年，朝廷正式罢除全部海运而专行漕运。
当然当时决定专行漕运的理由也是相当正当的，朱翊钧闭着眼都能数出那一二三来。
一是自永乐九年开始，朝廷重新开凿了元代以来早已经废弃不用的会通河，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百姓运力和庞大的海运耗费。
二是宋礼上书，认为海运相比内河漕运花费巨大，提出改为以河运漕粮为主的运送方式，并减少海运频率为三年两次，将江南富庶地区如扬州、镇江等地粮食百万余石，从内河用漕船运送至北京。
三是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揎开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于淮河口筑新闸，疏浚运河，修筑湖堤，并于淮安、临清等地修水次仓转输漕粮，不仅保障了会通河的充足水源，还使大运河正式全线贯通。
但是这些理由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漕运的本质，即是通过大运河剥削南方富庶地区的百姓财富来满足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的供应和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北京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吸大明十三省的血。
所以明朝粮仓是否充裕，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漕运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北京官卒的数量。
而自永乐年间迁都之后，这部分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北京地区人口的生存更加依靠于漕运。
因此明朝的漕运和其弊端是正相关关系，漕运越重要，朝廷对运河的依赖越紧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就越复杂。
到了晚明，漕运的弊端开始显现得越发厉害，其中与黄河的关系尤为突出。
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后，治漕的手段就是治河，治河的目的就是治漕。
因此即使晚明的财政时时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费上却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于大运河本身的泥沙淤积、水源不足、以及过洪过闸的问题也时常发生，虽屡有治河名臣，但漕运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钧支持海运，他知道除了海运，能解决北京吸血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迁都。
而在辽东问题解决之前，迁都可谓是伤筋动骨，所费心力恐怕要比海运大得多。
另外一点，就是朱翊钧他自己的一点私心。
他总觉得大明的政治状况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点。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开通海运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治河用的人力是汉人，漕运被剥削的也是汉人。
而统治阶层和官吏们所谓的治河，也只是看看图纸、动动嘴皮，再写几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们自然不愿意费心冒险地去另外开通海运。
所以当朱翊钧听到张诚如此理所当然地把晚明的状况和元末联系到一起时，他心里是震动甚至是有一点惊恐的。
蒙元就是亡于运河漕运啊，黄河可挑天下反，这理应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识才是啊。
张诚似乎瞧出了皇帝心里的嘀咕，只是笑道，
“皇爷可还记得先帝爷在时，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胶莱河海运之议’？”
“胶莱河”是元明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
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南北长途海运，则必然要绕过山东半岛。
而山东半岛“成山角”一带的地理环境却对海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为了避开这一带的风险，元人曾经尝试开凿一条南连胶州湾、北接莱州湾的人工水道，即“胶莱运河”，但终因劳费不赀而未能完工。
可到了晚明，由于漕运代价巨大，胶莱河成为晚明议论海运者所必讲的话题。
如果胶莱河可以通航，则必将大大缩短南北运输的时间，同时还能避开“成山角”的阻碍，是开通海运以代漕运的不二良方。
而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为晚明的政治斗争太过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海运漕运之争中纠缠不休，以致胶莱河计划屡屡搁浅。
在朱翊钧穿越成万历皇帝前，明穆宗时期就已经出现重开海运的争议。
当时黄河改道频繁，洪灾不断，其中徐州至沛县一带是重灾区，运河河道的会通河段也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严重淤塞。
其时漕督、总兵官等治河不利，纷纷获罪，漕河危机成为朝廷上下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此时，曾在隆庆元年因受徐阶心腹胡应嘉、欧阳一敬攻讦退休还乡的高拱，在张居正等人的奏请下复归朝政，任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实际上把持了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于是他提出了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
但高拱的提议遭到了梁梦龙、王宗沐二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认为仓促开凿新河难以在短时间内成功。
而梁梦龙、王宗沐二人作为山东的地方官吏，其真实想法却是维护本省利益。
因为开凿新河必然耗费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还因此专门致信当时的山东籍官员兵部右侍郎谷中虚，请求其在参与朝政决策的时候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打消此动议。
这尚且只是山东一省，倘或考虑到其他漕运既得利益者，则持不同政见的声音必然更多。
即便是身居内阁首辅的高位的高拱，提出的方案在威胁到地方利益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势力的阻挠。
除了地方官员，当时反对高拱胶莱河提案的还有张居正。
那时的张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响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码，故而与王宗沐等人的诉求一拍即合。
于是张居正便巧妙地建议高拱心腹胡槚到山东实地考察，待胡槚到达山东后，又受到王宗沐等人的热情款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因此胡槚返回朝中后，就得出了胶莱运河开凿花费巨大，得不偿失的结论，最终成功使明穆宗下令罢议此事。
当然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文官政治斗争影响朝廷大事最终决策的问题或许还没那么严重，朱翊钧在穿越来之后也不至于在每做一件事前都要考虑得面面俱到。
就在明穆宗下令罢议胶莱河之后的五年，到了万历三年，重开胶莱运河的议案再次被人提出时，张居正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改为全力支持。
不仅如，张居正还特别告诫勘测官员徐拭，山东地方的大小官员，必然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全力阻挠新运河的开凿，因此应有所准备，不可轻信。
原本极力反对海运的梁梦龙、王宗沐二人又转变态度改为支持海运。
他二人凭借在山东官场积累的政治资历，一个迁右副都御史改抚河南，一个升任刑部左侍郎。
在离开山东官场后，梁梦龙和王宗沐忽然又变成海运议案的倾力协助者。
他二人当时放弃长江出海口而改择于淮安开船，历时一月有余成功到达天津卫，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但是他二人也和高拱当年一样，受到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政治狙击，于是在多方压力之下，朝廷再次罢行海运。
朱翊钧想到这里，觉得后世对万历皇帝的评价实在是有些不公。
倘或说到操纵朝政大事来把控政治斗争，张居正摄政那几年，类似的事情做得也不比后来的万历皇帝少。
譬如隆庆、万历年间海运的两行两罢，未必就没有张居正自己的私心在。
其实张居正第二次罢行海运，也是因为他偏心自己家乡的缘故。
由于湖广是产木之地，所以明朝的海船制造主要位于湖北的清江、卫河。
如果要将朝廷的海运计划坚持实践下去，那么湖广百姓必将承担朝廷繁重的海运料派，以及船厂造船的巨大负担。
而这却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
朱翊钧明白张诚为何要提起胶莱河之争。
不单是因为张诚是靠“倒张”而获得皇帝信任的，而是他想告诉皇帝，海运和漕运的关键从来不是它二者利国利民的实际效果，而是取决于朝中官员政治利益的博弈结果。
即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张居正，也会对自己的家乡有私心，也会利用海运为自己谋利，也会利用政策路线打击政敌。
张居正尚且如此，何况朝堂诸公？
朝臣们宁愿推荐一个或许会使皇帝不太高兴的潘季驯，也不愿再提海运之事，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朕当然记得。”
朱翊钧掠了张诚一眼，
“不过现在‘张党’已清，倘或朝中再有海运之议，想来也不会如先帝在时，有那般诸多议论了。”
张诚回看了朱翊钧一眼，小心应道，
“奴婢以为不然。”
朱翊钧问道，
“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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