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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后道，
“真是奇了，倭国大名派使节去欧罗巴作甚么呢？”
朱翊镠回道，
“听说那大友宗麟也是景教教徒，除了觐见国王，还要拜见教皇呢。”
“据说他们是万历十年从倭国出海，去岁才从欧罗巴归国，臣去广东的时候，这一行人就正好停留在濠镜。”
李太后奇道，
“既然这支倭国使团是大名专门派去欧罗巴觐见景教教皇的，那拜见完毕后，理应立刻返回倭国复命才是，为何会停留在濠镜呢？”
朱翊镠道，
“因为倭国在打内战嘛，他们从倭国出发的时候，大友宗麟还好好的，结果等到回来的时候，大友宗麟就去世了，九州也被丰臣秀吉占领了。”
“丰臣秀吉占领九州后，就开始迫害景教教徒，所以他们得到消息后，就留在濠镜不敢回倭国。”
朱翊钧的心顿时跳了起来。
他是了解日本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的完整经历的。
这支日本使团由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率领，在万历十年时从长崎出发，于该年三月九日离开日本。
经澳门、新嘉坡、马六甲、锡兰、高晋，于万历十一年抵达印度果阿，觐见佛郎机国印度总督玛斯加兰，并受其盛情款待。
范礼安原想亲自率领这支使团前往罗马觐见教宗额我略十三世。
但是当他到达果阿后，发现罗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稣会高官。
因此范礼安只好留在东方，命令另一个传教士麦基达代替他率领使节团前往欧洲。
万历十二年时，使团到达了佛郎机，并受到了佛郎机国王腓力二世的热情款待。
万历十三年时，他们去了佛罗伦萨，并参加了当地望族美第奇家族的舞会。
同年，他们又去了罗马，拜见了罗马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使团一行因此获得了罗马市民权。
尔后他们还参加了额我略十三世的继任者西斯都五世的戴冠仪式，并先后访问了威尼斯、维罗纳、米兰等欧洲城市。
在游遍欧洲之后，这支使团在万历十四年从里斯本出发，踏上归国之路。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从海上归国之时，九州大名大友宗麟的军队因为岛津氏的崛起而节节败退，只得向畿内霸主丰臣秀吉求援。
丰臣秀吉因而发出了九州征伐令，尔后在亲自领兵降伏岛津氏之后，将岛津氏分配去了萨摩和大隅两国，并有意封与大友宗麟日向的领地。
但大友宗麟因年老体衰而回绝了丰臣秀吉的好意，并于万历十五年六月在丰后国津久见病逝。
大友宗麟一死，其在九州建立的“天主教王国”的美梦也继以破碎，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丰臣秀吉立刻在日本下达了“伴天连追放令”。
此项命令以欧洲人拐卖日本人为奴为由，严厉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日本活动。
并且将传教行为与海上贸易严格区分了开来，同时对日本国内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进行了限制，要求他们立刻放弃天主教信仰。
而过去去九州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多愿与大友宗麟合作。
这不单是因为他曾一度支配了九州六国，而是由于大友宗麟已受天主教洗礼，提出了十九条政治纲要，同意依靠九州的良港地位，与佛郎机和中国的商船进行海贸往来。
大友宗麟一死，日本国内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顿时饱受打击。
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年底，范礼安和日本使团经海路到达澳门，听到丰臣秀吉已经开始迫害日本天主教会的消息，为了慎重起见，不敢马上回日本。
历史上的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在澳门停留了有两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八年夏，才由澳门重抵日本长崎。
但是由于丰臣秀吉不甚宽容的宗教政策，在万历十九年春，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受到丰臣秀吉的接见时，日本国内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坚决地认为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并说范礼安根本没有离开过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立刻返国。
从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
“此事却是新奇。”
朱翊钧故作镇定地开口道，
“朕倒想见一见这位带领倭国使团游历欧罗巴的传教士。”
“倭国使团滞留我中国，朕本就应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前去接待，如此方不失我天朝大国之威严。”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去澳门，就是把接见传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广东地方官员，都不好随意插手阻扰。
何况万历十六年的丰臣秀吉还在为了完全统一日本而四处奔忙，就算是想以此为借口提前伐明，客观条件也不成熟。
再者，历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确是此后日本日渐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断日本与西方往来的罪魁祸首却是后来的德川幕府。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的更进一步的大肆迫害实际开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号事件之后，而在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日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实则并未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丰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
所以丰臣秀吉需要日本长崎，他不是德川幕府，会趁着明朝虚弱之时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以此切断中国白银流入的最大渠道。
与德川幕府比起来，丰臣秀吉的心态还是相当开放的。
朱翊钧相当确信，倘或丰臣秀吉真正实现了他的伐明野心，他绝不会像后来的德川幕府那般闭关锁国。
丰臣秀吉反倒可能更像蒙古人，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包容，要不是他死得太早，日本人民能提前幸福四百年。
也不必非要美国人搀着他们绕上那么大一圈的弯路了。
李太后看出皇帝是非要见一见那耶稣会的传教士不可，觉得再劝下去，也寻不出甚么正当的理由，反倒会适得其反，于是只能叮嘱道，
“皇上见归见，赏赐一些东西也无妨，但洋人要是开口要免税，却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朱翊钧点头笑道，
“这是自然。”
朱翊镠悠悠道，
“老娘娘安心，臣料想那些洋人也不敢同皇上开这口，自隆庆开关以来，我大明之丝绸、瓷器与茶叶远销海外。”
“欧罗巴诸国国民因受蛮夷统治已久，粗陋浅薄，从未见过这般精美华贵之物，我大明作为精品产销之地，自是饱受欧罗巴诸国关注。”
“这洋人要敢开口免税，大不了咱们不卖给这国人，看他们还能拿甚么去赚钱。”
朱翊镠虽然是一副“原是洋人求着咱们”的清朝心态，但朱翊钧知道，他的话在晚明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是成立的。
历史上因为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在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这股热潮最终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
那时的欧洲诸国还没完全进化成列强，中国也没完全沦落成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
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在经过传教士的不断记录与报导后，以最理想的形式与形象被介绍到欧洲，其国际形象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与高度文明的大帝国。
中国特产大量进入欧洲之后，很快因为其精良的工艺与优良的品质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
中国茶叶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中国瓷器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皇室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于是有些无良商贩便会在假货上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
甚至因为“中国热”的出现，连欧洲皇室的生活方式也被带动着开始以“中式”为标杆。
欧洲的国王们会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大臣的夫人们乘轿子，戏园子里演出中国的皮影戏，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
这股“中国热”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才彻底变成了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的野蛮国度。
朱翊镠又道，
“不过皇上可要提防着洋人同咱们借兵。”
李太后忙问道，
“借兵？借甚么兵？”
朱翊镠小口小口地啃着熟枣道，
“具体我也不大清楚，就是濠镜那儿有种传言，说是那佛郎机国要同英吉利国在海上打起来了。”
朱翊钧慢慢地露出了微笑。
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倘或万历十六年的历史条件不足以支持朝廷贸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收割闽浙粤的海商集团，那么还有另一个更为迅速、更为便捷的方法。
就是在万历十六年的英西战争中，派出水师帮助英国与西班牙作战，然后在英西战争后与英国共同分享海外扩张带来的贸易利益。
朱翊钧知道万历十六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定会同意大明天子的请求。
因为根据后世史书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时，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经海路辗转交予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希望中英两国开展海上贸易往来的愿望。
可惜的是，使者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
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一世的确自万历朝开始，就希望与中国达成海贸合作。
如果朝廷能通过英西战争与英国形成共同的海上利益联盟，闽浙粤的海商集团说不定还会反过来归附朝廷，以求得海外殖民地的航线垄断权呢。
何况同西班牙和荷兰比起来，万历时期的英国对中国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而尊重的。
同样是拿中国制造换白银，朱翊钧更愿意与伊丽莎白一世交换。
万历时期的英国是美洲最大的殖民者之一，其美洲殖民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足以与当时的西班牙相抗衡。
日本的石见银山只能用武力来强取，可美洲的银矿，却只须与英国交好，就能唾手可得。
而万历十六年的英国是多么容易被讨好，既然英西战争的结果一定会是英国胜利，那么为何不能趁此时机，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卖伊丽莎白一世一个面子呢？
借力打力，可比兀自开垦要简单多了。
丰臣秀吉禁教，德川幕府锁国，都是自己把自己的国家逼上了绝路。
可若是因此便说他们见识浅薄，朱翊钧却不能苟同。
他们或许只是和李太后一样，害怕自己国家的庶民因开海而失去了控制，害怕海外那未知的远方来客在不经意间动摇了他们的统治。
他们不是看不懂海贸对民众的好处，他们只是自私，自私到为了权势地位不惜将治下之民变成愚昧待宰的羔羊。
而他们所害怕的一切，朱翊钧都不曾因此而感到恐惧。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当了皇帝就觉得对天下百姓有所亏欠的好人。
他好到善良过剩，好到连享受帝王之尊都觉得战战兢兢。
所以朱翊钧不会自私，不会恐惧。
他或许会为了闽浙粤下层贫民的生计而放弃用强制手段干预海商集团。
但若是能通过简单的军事联盟就能让大明快速地完成初步的殖民扩张，那朱翊钧绝不会对自己手软。
“老娘娘不必担心。”
朱翊钧微微笑着，万历皇帝的沉着内敛此刻又在他身上活了过来，
“海外之事，朕自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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